中国需要怎样的“气候电

和2014年上半年相比，中国整体 城市空气质量有明 显提升。绿色和平7月22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这样说。   这份报告对中国358座城市2015年上半年的PM2.5浓度进行了排名。与去年相比，这些城市的PM2.5浓度平均值下降了16%。   绿色和平的报告显示，PM2.5浓度最差前3位省市依次为河南、河北、北京，最优为云南、西藏、海南。北京、广州PM2.5浓度在下降，但上海上升了1.6%。   环保部网站7月20日发布的信息也与这份报告的结论相似。这份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5.2%，三大重点区域PM2.5平均浓度也都大幅 下降，其中，京津冀 同比下降22%，长三角下降16.2%，珠三角下降20.5%，74个重点城市平均下降17.1%。   PM2.5特别防治小组组长甘中学对媒体说，中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初见成效，重污染天气发生的频率、强度、持续时间都有了明显减少。   中国工程院院士、大气污染防治专家郝吉明，把初见成效的原因归结为执法从严、措施到位等因素，认为大气污染防治抓住了能源的清洁高效和可持续利用这一关键领域。2014年中国煤炭用量出现负增长，成为衡量污染防治成效的重要指标。   中国防治大气污染措施已完成了对北京、天津、石家庄等9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的污染源解析工作。其中，北京机动车排放贡献最大，天津扬尘污染占3成，石家庄煤烟型污染是元凶，南京燃煤贡献率为27.4%，上海移动源为首要污染源，广州工业源是最大来源。   从今年1月1日起，中国所有的338个地级以上城市实现了对PM2.5等6种空气污染物的监测，比原定目标提前1年实现了全国全覆盖。   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中央财政设立了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2013年拨50亿元，2014年拨98 亿元，2015年中央财政拟划拨115亿元专项资金支持重点地区解决突出大气污染问题。   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董连赛告诉中外对话，一系列新生效的法律法规正在为好天气助力，可以看到，更严格的排放标准和更严厉的监管处罚措施，都在推动企业减少污染排放。   另外，董连赛说，煤炭消费量的持续下降也是空气...

张宇韶、黄兆年、陈以信三位台湾观察 人士都认为，这 项措施再次突显了陆方在对台政策上，绕过了民进党政府。 近期一连串两岸事件中，已经看出两地关系每况愈下。大陆对台政策“硬的更硬”，例如强迫公司把台湾“正名”成“中国台湾”，不能称呼台湾为“国家”等等；又因为台湾发起奥运正名活动，东亚奥委会取消台中主办2019东亚青年运动会，在金门通建通水事件中，陆方“温情喊话”，台湾则是“冷处理”。 曾任民进党中国事务副主任的张宇韶认为，陆方已从过去的代理人模式，变成“直营、直销”的方法，不理会民进党的公权力，会对台湾造成影响。 淡江大学学者黄兆年认同，大陆绕过台湾当局推行两岸政策，对台湾不是好事，最理想的状态是，台湾和大陆恢复官方沟通，但别无选择之下，台湾对外可以做的是，与价值相符的盟友与国际，谋求安全、经济上的合作，作 出势力的平衡。 前国民党发言人陈以信认为，现在两岸关系变成了“没有关系”，大陆单方地处理两岸关系，不与台湾当局协议，就没有所谓的“互惠条件”，这会令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失去能动性和原本有效的政策工具。 他认为，台湾政府不需就两岸每次事件都有反制动作，有时候会适得其反，例如在M503航路事件以及航空公司把台湾改名的事件，台湾当局尝试从减少航班或是不准个别公司停靠空桥等方式应对，最终苦了台湾人和到台湾的旅客、商人。 “如果我是大陆当局，恨不得台湾就这么笨，大陆不民主才会这样做，台湾这么民主还这么搞，是一种倒退，”他说。 他认为，当局应避免提出错误的反制 动作，在这次事件 中，应思考把自己的经济做好，增加自身产业的实力，增加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吸引台湾年轻人留在台湾。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交通部正在考虑的反制措施可能包括禁止将台湾列为中国台湾的航空公司使用机场空桥，调整起飞降落时间等。 交通部官员还考虑给那些没有改变台湾名称，或使用较中性描述台湾的航空公司减免降落费和设施使用费作为奖励。 但台湾政府研究的反制措施也引起许多质疑 和争议，批评反 制措施伤害到的其实是台湾自己。 但上述禁止使用空桥和调整起飞降落时间等反制措施已经引起了许多质疑声音。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曾铭宗表示，“不许停空桥，调整起降时间”会伤害旅客权益，影响台湾机场国际评价和旅游形象。他呼吁停止以报复性手段处理两岸关系。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 事长李俊俋也表示 ，这只是构想，还...

不知道有没有“气候科幻（cl i-fi）电影 迷”这种群体存在，但如果有的话，那么他们一定能感觉到，在电影屏幕上，渐渐开始有人讲述中国的“气候领导力”了。 在2017年上映的《全球风暴》）中，尽管故事的主干仍未摆脱（白人男性）英雄拯救全人类的窠臼，但影片一开场就在旁白中明白无误地交待：在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下，全世界的优秀科学家通过看起来匪夷所思的地球工程（ 手段，试图拯救被热浪和寒潮逼上绝境的人类。 不过，在短暂出现于旁白之后，作为气候领导者之一的中国便迅速退场，跑龙套的美籍华裔演员吴彦祖也早早死掉，影片依然进入老 套的灾难片套 路。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在气候危机解除后，安迪·加西亚扮演的美国总统决定将全球气候卫星网络的控制权交给“国际社会”。可以说，在老套的美国英雄拯救世界叙事基础之上，《全球风暴》试图表达某种国际主义的倾向。但很显然，《全球风暴》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令参与领导全球气候行动的中国具象化。于是，中国小心翼翼地被放在背景板的一角，成为了某种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正确招牌。 好莱坞气候科幻片中的中国足迹 从定义上看，气候电影当然不一定非得是气候灾难中英雄拯救世界的俗套故事。但目前这类电影数量不多，那些影响力较大的大部分 还是突出视觉效果 的灾难大片。 如果说《全球风暴》对中国气候领导力的一笔带过显得有些敷衍，那么往前回溯，我们会发现，好莱坞科幻片对中国的表现其实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 雷德利·斯科特1982年的经典之作《银翼杀手》（Blade Runner）不算气候科幻，但其对未来地球的想象中，污染严重、雨雾弥漫的灾难性天气无疑充当了重要元素。中国并未在这部早期科幻经典中“正式”出现，但路边肮脏（且不合语法）的汉字涂鸦和摩天大楼墙壁上的艺伎投影、日本小吃摊令人印象深刻：在人人争相逃离地球的未来，亚洲人却一成不变地延续着某种东方式的存在。显然，在这部影 片中，中国只是 一个东方主义的符号，被用来加强未来世界的神秘感。 时间快进27年，在迄今为止最著名的气候科幻片之一，2009年的《2012》中，与中国有关的元素已经占据了很大篇幅。当全人类面临被巨大洪水赶尽杀绝的危机，是效率奇高的中国工厂站了出来，日以继夜没命加班，在真正的“死线”到来之前造出了可以抵挡洪水的高科技大船。 从表面上看，这一次，中国元素至少不再是喷在墙上的涂鸦而已...